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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抑郁症、强迫症患者从恶梦到新生的故事
作者友谊心友      分类经典案例       浏览      
 一个抑郁症、强迫症患者从恶梦到新生的故事

来源: 南方人物周刊

■本刊记者 曾繁旭

“一点力气都没有,连思想的力气都没有。完了,我的一生都完了。”

2001年春节,十多天里,今年51岁的孙杰去了三个医院检查,坚信自己得了癌症——事实上他并没有,而且全身都出了问题。

恐惧极了。医生看X光片子的时间稍微长一点,或者,稍稍皱一下眉头,他就紧张得浑身冒冷汗,“完了,一定是完了”,他心里想。眼睛紧紧盯着医生在药方上滑动的笔尖,“千万不要是那样的。”他觉得,医生随时会给他一张死亡通知书。

他把屋里的窗帘全部拉上,不开灯,一个人躲在黑暗中苦思冥想。他变得无比敏感,在报纸上看到一个“死”字或者“癌”字,他会把整份新报纸都扔出去,吓得出冷汗;如果听说外面有什么不好的消息,连门都不敢出。

“我的青春、理想、事业、辉煌、最重要的,我的形象,一切的一切,走了,消失了,我这个人不存在了。”曾经,他无比坚定地信仰这一切啊,毫无保留地追求,但现在,没有了。他整个人像大厦一般坍塌,整天想着自己就要慢慢在病痛中死去。

处于内心折磨的他,状况糟透了:经常胃疼,高血压、高血糖、经常昏倒。虽然极度害怕死亡,却因为忍受不了内心的痛苦,“常趴在窗口,就想纵身一跳。生不如死啊。”

2001年6月,他带着“最后一丝希望”去北京友谊医院心理门诊看柏晓利医师。柏晓利诊断他为“强迫症”、“抑郁症”,给他吃药。

在柏晓利的帮助下,他开始在心灵深处寻找到病因,开始反省自己的一生。

文革梦魇

几十个小孩追着要他“交代问题”,他飞快跑掉,冲进女厕所,才幸免一顿恶揍

从记事起,他就和一对老人住在一起。他们没有孩子,收养了他。

他并不是孤儿。父亲是北京的一个军官,权势极大,整天带着枪走来走去,管理着大片的矿区。母亲是建筑系毕业的大学生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要他,只是隐约知道家里非常富裕,父母整天在戏院里看戏,西装革履,还烫了头发。

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文革爆发,有头有脸的父母突然成为反革命分子,停了职,家里成为街道被贴大字报的第一户。他也成为反革命狗崽子。收养他的老人把他送回去,不敢要他了。

母亲学历高,而且“认罪态度不好”,白天,安排她挖防空洞,晚上,就拉到大街上接受批斗。最后,她有些神志不清了,对着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高喊:“毛主席啊,党啊,你们一定要相信我,我不是坏人啊。”

孙杰永远忘不了那一天。1970年,秋天,天还不太冷。

母亲打扮得很干净,穿上最新的衣服,还别着手帕,怀里搂着最小的弟弟,哭得好凄凉。给他们做完吃,她就走了出去。孙杰隐约感到有些不对劲,但什么也没有说,他才16岁,上初二。

三天后,他看到了她,躺在离家30里远的一条小河旁,脸上盖了一张破竹席。是别人通知家里的,去的时候,一群小孩围着她的尸体。孙杰挤过人群,瑟瑟发抖地看着母亲。她已经面目全非,披头散发,脚光着,只能从衣衫辨认出来。

就在河边,父亲和他挖了一个半米深的坑,因为没有铁铲,挖不深。一边挖,父亲一边叮嘱他“别看你母亲”。父亲担心他会被吓住。最后,没有墓碑,没有标记。

这是孙杰对于死亡最早的、可怕的记忆。印象中的母亲大眼睛,高鼻梁,烫了头发,漂亮极了,喜欢在挂历上写日记,字写得很好。回想起来,孙杰现在觉得,母亲生前死后的强烈反差,这  种巨大心理冲击,正是日后自己极度忧虑死亡的病因。

母亲的死被称是“自绝于人民”。很快,父亲也失踪了。三年后他和弟弟妹妹才知道,他进了监狱。

任何依靠都没有了,孙杰成为孤儿。他和两个弟弟,一个妹妹,住在北京西四的家中。家里的东西都被抄走了,剩下几张破桌椅,一分钱都没有。从现在起,他们要为生活努力。

他们的老家在山东,北京没有亲戚。父母的朋友不敢来看他们,怕受牵连。偶尔深夜里偷偷来看看,要穿上风衣,戴上口罩,蒙得严严实实。

“你们这些反革命狗崽子,赶快交代。”任何人都可以在街道上叫他们站住,责骂他们。白天,他们不敢上街,大小便都在房子里,晚上再出去倒掉。

他记得,几十个小孩追着要他“交代问题”,他飞快跑掉,冲进女厕所,才幸免一顿恶揍。

再后来,实在饿得受不住了。他带着弟弟妹妹们上街捡垃圾,捡煤,捡玻璃,捡骨头,还有菜叶子、废铁,卖给收购站。有时运气好,挣来的钱可以买两三天的食物。最好的就是净面窝窝头。

捡垃圾的时候,最怕碰到熟人,远远瞄见了,赶紧跑开,躲起来,目送他们走远了,再出来继续。

记忆中,那时的天永远很冷,穿着棉袄还冻得发抖。风,从早已被砸烂的窗户中灌进来。下雨天,屋顶都铺上塑料袋,地上还要用盆接着。

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弟妹身上了,可惜几个小孩并不和睦。弟弟们希望用武力对付别人,混入黑社会,整天打架。而他认为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出人头地。弟弟们对他的管束感到厌烦,说他是胆小鬼,冲他大叫,“你走吧,你不是我们家的人。”

孙杰一拳头打在门上,把门花都击碎了。后来他才知道,弟弟们说的是真话。母亲在交代材料中提到,他并不是这个爸爸生的。

由于母亲的这份交代材料,他被要求与家庭脱离关系。

孙杰没有离开,他坚持下来了,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大树,弟弟妹妹还要依靠他。

1971年,初中毕业,17岁,他到门头沟插队。为了多挣工分,天天出工。了解他家庭情况的人继续欺负他,他感觉自己一辈子也出不来了。

为了保全自己,他要求自己什么事情都做得尽可能完美,任何时候都躲在角落里,不说话。

一个想法一直支撑着他:“我要证明,反革命狗崽子也是有出息的。”他常常幻想,有一天,他能衣锦还乡,威风八面地站在街口,大声告诉那些迫害自己的人,“我回来了,我没有倒下”。

1976年,文革结束,“取消一切不适之词”,他被人欺负的日子才算到头。但文革十年,从童年到少年,所有的回忆,都是黑暗,恐惧,无望。

完美主义的自戕、自卑和治疗

他饥渴地在外面寻找爱情,特别容易就会爱上一个人,医生告诉他,“你有严重的恋母情结,一直在追求母爱。总是梦想找到一个温暖的家庭,想弥补你所失去的。”

要摆脱这种恐怖的感受。他希望通过理想、事业和成就来证明自己。

后来他在北京世纪青中心区学校当了美术老师。他总想证明自己的能干,要求自己特别完美,从不接受失败,那怕是小小的过失。

“期望很高,对自己总是不接受、不满意。虚荣心特强,在北京获得一个美术奖项,我总跟别人说是国家级的奖。对于任何缺点,总拼命掩饰。”他说。

童年的自卑心结让他任何时候都特别紧张,总担心“虚度年华”。他回忆,“夏天,别人出去乘凉,我在画室里汗流浃背;冬天,为了能清静作画,我一人跑到郊区农舍去,没有暖气,就从麦场拖了玉米秆回去烧,结果,炕席、被子都烧起来,我不知道,睡得正香,太累了,最后,裤子都烧糊了……”

他对面子和尊严很敏感。别人要是稍稍怀疑他的能力,认为他“不能干”,他就郁闷好多天。他疯狂地渴望得到赞美……

这种可怕的状态一直伤害着他。直到2001年,他才从柏晓利那里知晓:追求完美不是自己的本性,那只是因为从小孤单,受威胁,长期没有安全感,长期的自卑和压抑。他恍然大悟。

柏晓利还告诉他,他一直在寻求关爱,有意无意中,在寻找被爱的感觉。

他总喜欢躺在老婆怀里撒娇,老婆觉得这样很不“男人”,斥责他。他觉得不被理解,觉得孤单,觉得家中没有爱。

他饥渴地在外面寻找爱情,特别容易就会爱上一个人。甚至,因为一句关心的话,“今天你冷不冷,别冻着了”,他就会爱上别人。他总向女性献媚,送手绢,写赞美诗,写文章,想讨好她们。最多的时候,同时给三四个女性写信。“总想跟女性处得特深,处得特近,想和她们住在一起,常常觉得把命给别人都情愿”,他说。

在别人眼中,他朝三暮四,喜新厌旧。人们告诉他:“你要是能改掉这一点,还是个好人。”他拼命向别人解释,“我真的是好人。”他怕极了,被别人认为坏人是他最害怕的事情。同时,他不停自我谴责,“我真的不愿意这样做,为什么会这样呢,我是好人啊。”

反反复复的自我谴责,甚至自虐,但爱恋,还是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,他觉得自己可恨。

家庭几乎崩溃。老婆无法理解他是得了心理疾病,只知道他陷入感情纠葛,她是个老师,用相对尊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——冷漠,冷漠到几乎不感觉他的存在。夹在中间的儿子也很难受。孙杰要求儿子一定要考上大学,不然自己会很丢面子。父子俩关系紧张,常常打起来。

“你有严重的恋母情结,一直在追求母爱。总是梦想找到一个温暖的家庭,想弥补你所失去的。你常常感到恐惧,希望从女性那里得到保护。”柏晓利这样告诉他。他再次恍然大悟。果然,他喜欢的女性,年龄都比他大,具有母亲的特点,比如温柔,体贴,善良。

“明白这一点就好办了,每当要爱上一个女性,我就对自己说:‘我只是在寻找母爱的感觉,我不是真的喜欢她们。’”找到了症结,问题就解决了。

他至今保留着母亲留下的深红色麻头巾和蓝布褂,想念她的时候拿出来看看。有时,去那条小河看一看,母亲的坟地早已经没有,他只能沿河边走一走,望着河水发呆。

偶尔,他也在深夜里回去看看自己居住过的街道。他是个诗意的人,想找到一些回忆。他说自己原谅那些曾经迫害自己的人,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。“我走出来了,变得达观,对生活也很满意。”

他感谢柏晓利,对她说,“如果你是我妈妈就好了”。“我就是你的妈妈啊。”柏晓利答应得很爽快,作为心理医生,她知道怎么表达爱意。

新的生活

“我觉得,生命,就像一次旅行,有时进了破烂的旅店,饮食不好,但无论如何,要调整自己,快快乐乐上路。”

孙杰无法准确说清导致自己强迫症和抑郁症的原因,“多重因素吧”,可怕的人生经历,长期的自卑压抑,不能自我接受,濒临破裂的家庭,对于癌症的恐惧,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他的病症。

如今他的病情逐渐平复,原来一天吃4片的安娜芬尼(治疗强迫症),现在4天才吃一片。眼前的孙杰,经常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,爽朗,可亲。

现在,他相信自己没有癌症。他对儿子变得宽容和尊重,不再苛求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,甚至不奢望他出人头地。今年,儿子已经读大三。老婆看着他成长,原谅他曾经无法自我控制的错误。家庭关系逐渐弥合。生活让他感到满意。“尤其是物质方面,不必再为饥寒交迫受累”。

现在,他想帮助别人。他在柏晓利创办的心理健康俱乐部“友谊之友”当志愿者。每个周末,他都会在那里,组织病友活动,在心理治疗小组做一些辅助工作。“这种病太可怕了,真想把更多人拉出来。”

弗洛姆的书《爱的艺术》,他大段大段抄了,贴在墙上,时时朗诵。他要学会爱别人。手机开机时,永远是六个字:“真诚,热情,善良”。每次,友谊之友来新组员,他特高兴。经常给他们写信,特地用上印花信纸,信封用漂亮的彩纸粘贴好,签名永远是——“爱你的杰”。

半个月前,他去父亲的坟头坐了一个下午。那是北京郊区的乱坟岗,多年来,他不敢去看望父亲。“那天我静静躺在那儿,望着天空,宁静,安详,一点感觉不到死亡的恐惧。我知道,我的病好了。”

“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意义。我觉得,生命,就像一次旅行,有时进了破烂的旅店,饮食不好,但无论如何,要调整自己,快快乐乐上路。”他说,“过去,我总是把自己的尊严、面子、虚荣心看得特别重要,现在,我跳了出来,就像站在高高的大厦顶端往下看,人海茫茫,谁也不是那重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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